罗贯中擅长描写战争，《三国演义》中大小战争几十次，都各具特色，与众不同，令人难忘。
战争以人为主
《三国演义》描写战争的主要特点是：写战写人写智谋，一箭双雕。
作者写主帅，将其与周围人物的关系写出来，就把战争写活了，同时将人也写活了。书中“官渡之战”、“赤壁之战”、“街亭之战”和“彝陵之战”莫不如此。
重视展现英雄
反映古代战争，表现英雄的武勇，免不了两军对阵，刀枪相见的厮杀描写。就在这最容易落入俗套的描写中，《三国演义》却取得了神色动人的艺术效果。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盖）”为中心的上百个英武战将的形象。有关的战斗情节，如“关云长温酒斩华雄”、“大战长坂坡”、“夜战马超”等等都成为脍炙人口的故事。
在描写中，作者注意将刀戟相交的厮杀场面与刻画人物形象、突出人物性格交融起来。同是“万人敌”，关羽、张飞、赵云各自不同。关羽是“勇而兼刚傲”，张飞是“勇且所猛烈”，赵云则是“勇中见胆识”。
写张飞——张飞性格的主要方面是憨直粗豪、勇猛暴烈，这在“怒鞭督邮”和“三顾茅庐”等情节中都有所披露。但这还不够，战场上的展露则是通过“三英战吕布”等来深入刻画。当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虎牢关摆下战场，董卓的鹰犬吕布连连取胜，锐不可当。当他追杀公孙瓒，“举画戟往瓒后心便刺”的千钧一发之际，张飞突然骤马而出，“圆睁环眼，倒竖胡须，挺丈八蛇矛”，大叫“三姓家奴休走，燕人张飞在此！”与吕布“斗五十回合，不分胜负”。这里，张飞的主要性格和武艺高强就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读者眼中也仿佛浮现马嘶人喊、蹄疾尘扬、枪戟交光的厮杀场面。
写赵云——赵云形象的刻画，第一次在《三国演义》中就是在著名的“赵子龙长坂坡单骑救主”中。刘备被五十万曹兵追赶而南逃，大败于当阳景山之下。兵将分离，妻子失散，溃不成军。赵云寻找刘备家小，不顾兵微将寡，回身向北杀去。第一次在难民群中寻得甘夫人，刺死曹将淳于，救下糜竺，护送到长坂坡；第二次深入曹兵重围，枪挑夏候恩，力斩晏明，奋战张郃，杀退马延等，救出阿斗。两次只身深入敌兵重围单骑救主的厮杀场面，将赵云英勇忠贞、胆力过人的性格特征跃然纸上。
写关羽——作者还多用战斗场面的气氛渲染、烘托人物的武勇。“温酒斩华雄”就是通过战前及战时大帐之内气氛的变化描写，巧妙地表现关羽那绝伦的武勇。关羽出战之前，华雄杀死冒然夺功的鲍忠，挫败勇烈非凡的孙坚，不可一世，“来寨前大骂愵战”。而后又轻易斩杀骁将俞涉、上将潘凤，形势极其紧张。消息传入盟军大帐，“众皆失色”，连盟主袁绍也一筹莫展。在这种众人四顾无策、惊恐失色的气氛下，关羽突然挺身而出，大呼“小将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其勇由此可见，关羽请战，引起了一场身份高低之争。随后关羽非但没有减去半点锐气，而且连曹操所敬之酒也不喝，说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便提刀飞马出战华雄。只“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这些诸侯的耳闻来极写敌军声势之大，战场势态之严酷。由“失色”转而“失惊”的烘托下，却是銮铃响处，马到中军，关羽提着华雄的头颅掷于地下，“其酒尚温”。与此相类，“斩颜良”一段也是用战前气氛的渲染来突出人物武勇的经典战例。
罗贯中还能够准确抓住两军阵前厮杀的各自特点，并对其中某一具体细节加以详尽描绘来展现人物的武勇，使之各自取得传神的效果而不枯燥雷同。同时被称为恶战的“许褚裸衣斗马超”和“张飞夜战马超”，同是勇猛暴烈、性格相近的许褚和张飞，都是与不减吕布之勇的马超拼杀，作者却写得各具神采。写许褚杀得“性起”，“卸了盔甲，浑身筋突赤体”，来与马超决战的特点；而张飞战马超，突出了白日胜负不分，“挑灯夜战”的特点。写许褚斗马超高潮时抓住两人“斗勇又斗力”的细节来写：“……褚奋战举刀，便砍马超，超闪过，一枪望褚心窝刺来。褚弃刀将枪挟住。两个在马上夺枪。许褚力大，一声响，拗断枪杆，各拿半节在马上乱打”；写张飞战马超时主要突出其“斗勇又斗智”的特点：“……马超拨马便走，张飞大叫曰：‘走哪里去？’原来马超见赢不得张飞，心生一计，诈败佯输，赚张飞赶来，暗擎铜锤在手，扭身觑着张飞便打将来。张飞见马超走，心中也提防；比及铜锤打来时，张飞一闪，从耳边过去。张飞便勒回马走时，马超却又赶来，张飞带住马，拈弓搭箭，回射马超，超却闪过。……
描写战争中凸现“智术”
战争的胜负，既取决于武器、政治、经济、地理等条件，也决定于指挥者所采用的战略战术，即所谓的“智术”。《三国演义》写不但成功地写出英雄们在战争中的“武勇”，而且更着重写出和表现了他们在战争中如何运筹帷幄，使人感受到“智术”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
罗贯中十分鄙视“一勇之夫”而偏爱智勇双全的人物。对心中的正面英雄，不仅根据史实加以敷衍夸张，而且通过虚构情节来表现他们的谋略，如“关羽水淹七军”、“张飞智擒严颜”、“赵云计取桂阳”等等。纯属虚构的还有诸如“关羽赚城斩车胄”、“张飞智擒刘岱”等等。
《三国演义》充分表现了智谋在战争中的主导作用、支配作用。有了智谋，武勇才能更好地发挥出其应有的威力。刘备在未得徐庶孔明之前之所以“落魄不偶”，就是因为“关张赵云之流，皆万人敌，惜无善用之之人”（司马徽语）。正是孔明的“智术”使刘备取得博望坡一把大火败曹兵的辉煌成果，才使得关羽张飞等第一流勇将甘心拜伏于孔明车前。
小说表现智术的巨大作用相当充分，在战争描绘中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满腹韬略的英雄形象，尤其是写被誉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形象，更是光彩照人。
群雄角逐、竞相兼并中，一派的兴起与发展，智术起到了重要作用。曹操能够独得“天时”统一中原，采纳荀彧“奉天子以从众望”的战略大计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刘备势力从芨芨可危到逐步强盛，实际上是先得徐庶，后得诸葛亮相佐，实施联吴抗曹战略大计的结果。在具体战役中也是如此，无论官渡、赤壁还是彝陵之战，都显示出处于弱势的一方靠着智术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最终战胜强敌的道理。对于被动的一方，智术的作用更加明显，可以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空城计”就是范例。
诸葛亮最善于运用智谋。其活动前期，似乎没有一个像样的对手，如曹操、周瑜。所以其率兵出征，南夺荆州西取成都北定汉中……所施计谋无不得胜。而后期遇到了强劲的对手司马懿，所展开的斗智就更加别开生面和玄妙。如诸葛亮“六出祁山”的第一回合，是诸葛亮运用“声东击西”之计，虚攻北原的郭淮、孙礼，实际上暗取司马懿大营，而司马懿窥破此计，将计就计杀败蜀军；第二回合是司马懿用诈降之计，派郑文去投蜀营，一边于中取事，而诸葛亮识破，也采用将计就计，诱使司马懿劫寨， 以伏兵大败之。这两个回合互有胜负，此后两人更加用心。第三回合前，司马懿以退守为攻，目的是“旷以时日”，使蜀军“粮草不能接济”而“自毙”，无论蜀军如何挑战，“魏军只不出迎”。诸葛亮企图用计谋来打乱司马懿的部署，于上方谷中秘密造木牛流马转运粮草，目的在于诱使魏军抢去效法而用。魏军果然中计，劫得木牛流马也用于转运粮草，蜀军则趁机劫得大批魏军的粮草，诱出郭淮大败之，又逼得司马懿“急自引军来救”，终于大败之，司马懿差点丧命。诸葛亮取得第三回合的胜利。
《三国演义》人物
一、诸葛亮形象
《三国演义》的主人公无疑是诸葛亮。
首先，从情节安排上来看：诸葛亮出场是在38回。之前作者描写的重点是当时社会的基本面貌，介绍各方人物的来历。但把背景和条件做了很好的铺垫。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社会凋敝、黎民涂炭，“天下人心思危”的历史画面。张角等的黄巾起义，宦官与外戚之间的火并，董卓的专权，李傕郭汜之祸，随后就是曹操、袁绍、袁术、孙权、刘表等政治集团的争雄逐鹿。“百姓皆食枣菜，饿莩遍野，甚至人民相食”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谁来结束这样的混乱局面，天下一统？作者的倾向性是十分鲜明的。反对董卓、袁绍、袁术等人，也反对曹操、刘璋、刘表等人，基本立场是拥护刘备集团。但曹操经过长期经营，已经“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统一了北方，虎视南方，势力强大；而孙权也“坐镇江东，国险而民附”。而所拥护的刘备则辗转飘零，兄弟分离，从吕布、事曹操、投袁绍、依刘表，身无立锥之地，应当也不是罗贯中心目中的理想人物。37回是一个转折点，司马徽见到刘备才有了倾力推荐诸葛孔明之举。司马徽直言刘备“左右不得其人”，这人就是“天下之奇才”，“伏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伏龙者，诸葛亮也！接着作者又专门安排一段“元直走马荐诸葛”。经过如此这番酣畅淋漓的描写之后，诸葛亮才缓缓出场。这样写的好处是既增强故事的生动性，也强调了诸葛亮出场的必要性，其艺术效果强烈感人。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欲先有之，故令先无之”的手法，当以罗贯中为首创。
诸葛亮出场之后作者安排“定三分隆中决策”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情节，集中而又简要地展示诸葛亮在政治、军事、内政和外交方面的卓越见解与非凡的才华。这次决策是诸葛亮一生中行动的纲领，也是统率全书大部分情节的“纲”。诸葛亮感恩于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开始了力图中原的政治生涯。博望坡首战告捷，出使东吴舌战群儒促成联合抗曹统一战线，赤壁大战、三气周瑜，取荆州为家到辟西川建立基业，七擒孟获平定南方，六出祁山北伐，以至身死五丈原。诸葛亮始终是故事情节发展的中心人物。有人评价，从38回到105回就是诸葛亮的传记，不无道理。甚至死后还产生影响，一直到119回。如姜维就是诸葛亮的接班人，还通过书中人物之口不断流露出对诸葛亮的赞叹之情。尤其是蜀国即将覆亡的116回，作者还驰骋想象地安排了“武侯显圣定军山”，让诸葛亮的幽灵对魏将钟会告诫：“吾有片言相告：虽汉祚已衰，天命难违，然两川生灵，横罹兵革，诚可怜悯，汝入境后，万望勿杀生灵。”
其次，从作品中人物描写来看：在《三国演义》最重要、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几十个鲜活人物中，作家着笔最多、颂扬最力的就是诸葛亮。其他人物的或褒或贬，多为衬托诸葛亮。如曹魏中用笔最多的曹操，成为一个受鞭挞、被否定的主要反面人物。以“奸雄”二字尽情描写，以其奸诈狡猾和凶狠残暴来说明诸葛亮反对曹操的正义性，写其机智顽强和雄才大略，反衬诸葛亮更高一筹。同样司马懿很多地方与诸葛亮“棋逢对手”，往往“英雄所见略同”，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大败于孔明，经常发出“诸葛亮真乃神人也，吾不如也”的感叹。尤其是“死诸葛走生仲达”，艺术效果更加突出。东吴方面的孙权与周瑜虽处于次要地位，也往往被罗贯中拉来作陪衬。在赤壁之战中，两人的映衬下，诸葛亮的“智绝”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甚至有被神化的感觉。从这个角度来讲，鲁迅先生所说“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似可印证。
再以蜀汉集团内部来看，刘备、关羽、张飞、赵云、庞统等，虽然都从不同的程度来体现作家的理想与愿望，但就具体的描写和作家所倾注的热情来看，都比不上诸葛亮，他们的语言和行动常常是对诸葛亮的有力映衬。
由此可见，诸葛亮是《三国演义》故事情节安排的中心，是所有人物形象中最突出的正面人物形象，也是作者心目中最为理想的英雄。
至于诸葛亮属于何种典型？大多数人称为“贤相”，未必准确。实际上，作者赋予诸葛亮形象的内涵要丰富得多。罗贯中的主观意图是要让其沿着“躬耕陇亩做隐士”——“济世救民立功名”——“功成名就再退隐”这样的人生三部曲走下去。《三国志通俗演义》第8卷“玄德风雪访孔明”中有一段韵文可以说是罗贯中对诸葛亮人生理想的高度概括：
凤翱翔于万里兮，非梧不栖；吾困守于一方兮，非主不依。……逢明主于一朝兮，更有何迟。展经纶于天下兮，开创磁基；救生灵于涂炭兮，到处平夷。立功名于金石兮，拂袖而归。
诸葛亮登上政治舞台之后，将自己“展经纶于天下兮，开创磁基；救生灵于涂炭兮，到处平夷”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二十多年漫长岁月中毕其一生之精力，尽其所有之才华，为自己的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作品中诸葛亮最突出的德行是“忠君”。但他只忠于“明主”。诸葛亮拥刘反曹充分表现了他“忠君”思想的实际内容与鲜明的政治倾向。而且诸葛亮对刘备也非盲目顺从。所以诸葛亮对刘备的热爱与忠诚，并不是迷信与愚忠，其中有对贤明之主的敬佩与信赖，更多地表现了对自己理想与事业的热爱与忠贞。罗贯中这样来写其“忠君之德”就具有了感人的力量和积极进步的思想内容。
罗贯中在塑造诸葛亮形象时还着力表现其秉持公心与严于律己的思想品质。对待刘备，挥泪斩马謖等等。显然诸葛亮是理想化的英雄，体现了作者的美学理想，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诸葛亮的道德品质中最有进步思想光辉的，是他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以及强烈的恤军爱民的精神。隆中隐居时就立下的“救生灵于涂炭”的志向；隆中决策提出的“占人和”。博望用兵靠“招募民兵”取胜；出征时号令严明，秋毫无犯；“祭泸水”以面做头颅型以代之；“七擒孟获”。……罗贯中赋予诸葛亮形象这样的精神品质，既反映了其思想的进步性，也完全符合当时人民群众的要求与愿望。
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的才广智多，也无人可比。当隐士有治山治水之才，躬耕陇亩之才；当军师有将将统兵，克敌制胜之才；作为使者，有外交之才；当丞相有立法施度，治国理民之才。此外还通晓天文地理阴阳具有创造之才。……这一点是不必多说的。
过去有些评论家突出诸葛亮的才智，认为是“智慧的典型”。我们认为，他的卓越的才智固然被强调、深化，而他正义的理想、美好的德行，与之相呼应，密切关联，相映生辉。
诸葛亮的才智实际上是作家积极浪漫主义理想和现实生活的真实内容相结合的产物。
总之，《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形象是个理想远大、德行美好、才智惊人的知识分子，是罗贯中根据历史中和传说中的诸葛亮特点，结合现实生活中英雄人物的伟大壮举，按照自己的美学理想塑造出来的一个“志”、“德”、“才”皆备的封建贤士形象。
二、曹操形象
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出身于宦官家庭，汉末天下大乱之际登上政治舞台。他既有对战乱带给人民灾难的悲哀和由此产生的平定天下的愿望，也有为实现政治理想要延揽英才的思想（“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脯，天下归心。”）经过19年，将江北混乱局面扭转过来，实现中国大半个版图的统一。陈寿《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对其做了充分的肯定和正面描述。
而《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则有很大的不同。文学形象与历史人物之间存在差别是很自然的。可以说，在《三国演义》中，能够与诸葛亮的描绘相提并论的大概就是曹操了。同样的用笔最多，写的最精心，艺术感染力最强。而且一反一正，相映成辉，形成特有的美感。
小说中，作者处理曹操出场就直接引用了裴注《曹瞒传》文辞来介绍曹操的身世和经历，接着引出许诏的评语：“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毛宗岗有云：“二语定评。”作者首先定下了塑造曹操的基调，既是“能臣”又是“奸雄”。其奸应是能臣之奸，其能又是奸雄之能，奸与能达到了和谐统一，产生一个活灵活现的曹操。
罗贯中在刻画曹操这个封建时代领袖人物的过程中，注意到其领导素养的多面性、复杂性，有意识地突出了其“奸”的一面。他有许多残暴不仁的表现，杀吕伯奢全家；为报父仇提大军杀戮徐州；杀死华佗。……《三国演义》中曹操杀人不少于几十次。同时曹操还有阴险狡诈的行为，小时假装中风诬告叔父，离间父亲与叔父之间的关系；杀王垕以稳定军心。特别是对待张辽，遇到其不肯投降并泼口大骂被激怒，亲自拔剑，在刘备和关羽的劝阻下，他立刻掷剑笑曰：“我亦知文远忠义，故戏之耳。”并亲释其缚，“解衣衣之，迎之上坐。”感情变化之快足令人瞠目。
作者写曹操“奸”的一面，强化了封建乱世统治者的本质特征，但仅此不足以使其成为不朽的典型。作品中对其才智和谋略也进行了充分的铺展，他能够独占鳌头，实有过人甚至是超人的地方。曹操的机敏、聪颖决非军阀们所能比拟；作为领袖的眼光、才干、气度、胸襟等等，也远远胜于董卓、袁绍、袁术、刘表等人，甚至有些方面超出了刘备与孙权。其超人之处，首先是其有正确的英雄观，“青梅煮酒论英雄”中曹操不乏真诚，笑谈天下英雄。他的英雄标准是什么？曹操先以龙作比，接着告诉刘备：“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俗语说，识得天才为天才，当然识得英雄亦为英雄。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给人一种气度恢宏之感。这在用人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曹操始终坚守“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的信条，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其实，曹操最想争的首推刘备和孙权。他对同辈的刘备非常敬重，时刻想将其笼在身边；对晚辈的孙权也很欣赏，虽然大败于孙权，但依然抱着欣赏的态度经常有“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叹。对待投降者，一不忌前嫌，二不试试看，一视同仁，量才而用。如对待张绣。
《三国演义》中曹操还具有严于律己与以法治众的领导观。对儿子“法不徇情”。“割发代首”。等等。曹操的谋士郭嘉曾把曹操与袁绍作比较，认为有十个方面超过袁绍，其中有两条：“恒、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公以猛纠也”，“绍是非混淆，公法度严明，此文胜也。”这说明曹操优越性，而这其中也渗入了儒家思想，为其增加了争取人心的思想基础。他的以法治众的思想也有时儒法混杂。如33回打败袁绍追剿袁谭之时，一方面召集百姓破冰拉船，违者斩杀；另一方面又让百姓逃往山中避难。这样的矛盾也显示出儒家思想在曹操心中时时的激荡。
曹操具有很好的知识素养和心理素养，始终保持积极进取、豁达乐观的态度。著有军事著作，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很强的实战能力。他还是诗人，史载“登高必赋”，“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向大臣们说道：“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此言不差。
善于应变也是其突出的能力素养，对瞬间变化的情况或意料之外的情况做出迅速准确的反应而不露破绽。如精彩的刺杀董卓而变为献宝刀等等。还有许攸问粮的故事情节等等。曹操就是这样一位应变能力强、机智灵活的人。
三、刘备形象
刘备有着良好的政治素养和杰出的领导才能。
刘备有一颗永不衰竭的进取心。少年即有大志，第1回中交代其家东南方有一桑树犹如“车盖”，刘备因此有“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之说。从28岁起兵到63岁去世，无论什么环境都保持着自己强烈的进取心。
其领导观坚持以仁治为本，在政治、军事、情感、生活上广结仁义。既明确了自己政治集团的目标定向，又使自己的军事行动摆脱眼前利益的一时局限，既把集团内部的感情联络置于首位，有使得自己在下层社会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刘备识人较准，既能看清一个人的特性、能力，也能把握一个人与自己的感情深度。如他曾经准确地评价关羽与张飞各自的优缺点。刘备在临终时评价马谡“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刘备也颇有自知之明，虽然认为“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但诸葛亮问他“明公自度比曹操若何”时，他答曰：“不如”。认为自己“虽有匡济之诚，实乏经纶之策。”所以他能够礼贤下士、聘请大贤辅佐，才有了由弱变强、称王称帝的辉煌。
刘备最令人称道的是其重义多情的一面。第1回“桃园三结义”，其后又有许多情节展现他们的肝胆相照的结义，直到刘备、张飞为关羽殉义的悲剧为止。很多篇幅既是描写他们的义气，有是书中精彩动人的部分，如关羽的“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又或是张飞的“鞭督邮”、“长坂坡”、“古城会”、“截江夺斗”等等，作者都是带着极大的同情和歌颂渲染义气的。
“义”是封建社会一个重要的道德标准，也是研究《三国演义》及其刘备形象必须接触的复杂问题。从历史上看，战国时期主张兼爱的墨家组成了“赴火蹈刃”的“钜子”这一组织，司马迁《史记》中多次为朱家、郭解等游侠列传。“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义”是与大公无私、恩怨分明、舍己为人以及人与人之间始终不渝的忠诚等美德密不可分的，这使得“义”有了广泛的群众土壤和得到广泛的信奉。
如果从艺术形象具体分析来看，对刘关张之间的关系应当予以探讨。刘备不仅对待结拜兄弟诚笃忠厚、推心置腹，而且也能对待其他部将爱惜人才、知人善任。如在公孙瓒处对待赵云。更令人瞩目的还是对待与诸葛亮之间的肝胆相照、心神无二的君臣际会。
四、孙权形象
“生子当如孙仲谋”。
《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对各方人才的使用都给予了精心描述，或者赞扬，或者鞭挞，也有希望与愤慨。
孙权是三国时东吴的君主。诸葛亮“隆中对”当中就有分析：“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而且孙策在临终时将帝位传给长弟孙权，并嘱咐道：“若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使各尽力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卿宜念父兄创业之艰难，善自图之！”故而孙权不负兄托，倾力巩固与发展先人遗业，“开宾馆于吴会，广纳贤士，谋臣良将，纷纷而至，江东称得人之盛。”
孙权统治东吴近半个世纪，一生中虽无曹操、诸葛亮的显赫建树，但观其用人，确有独到之处。
孙权对于原班老臣，就使用了尊重的态度，善纳其言，形成一大特色。如对待张昭这个长二十多岁的老臣，“以师傅之礼”。张昭敢于斥责，并且尽心尽力。对待顾雍，孙权经常向他请教，择其善而从之。敬老爱贤，折服满朝。
孙权同时敢于大胆使用年轻人，依靠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少壮派”，孙权终成大业。208年冬，曹操率兵数十万南下，形势十分险峻。降还是战，经过反复争论。在听取鲁肃等人的意见后确定了抵抗的战略，谁担任主帅又成为问题。在经吴国太等提示后，孙权恍然大悟召周瑜委以重任。周瑜、鲁肃与前来合作的诸葛亮等一起周密策划，大败曹操于赤壁，奠定了孙权与曹操、刘备鼎立的基础。此时孙权不足30岁，周瑜略长，鲁肃不过36岁。其他如在刘备倾国攻打东吴时大胆任用陆逊率兵抗蜀，大获全胜。
在用人问题上，孙权能够广泛听取众人意见，择善而从。如继任之初召见周瑜，委以重任，并听取大政方针，周瑜“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为今之计，须求高明远见之人为辅，然后江东可定也”的意见孙权极为重视，而周瑜推荐的“凡品”就是鲁肃，年仅20多岁，一个普通的地主乡绅。一些大臣轻蔑轻视，但孙权却对鲁肃非常敬重，终日不倦，甚至有时抵足而眠，谈到深夜。有了著名的“榻上之策。”（“肃窃料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畔。今乘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祖之业也。”）与诸葛亮的“隆中对”英雄所见略同。
孙权用人的另一特色就是任人不疑，重赏慎罚。如孙权对诸葛瑾的信任。对臣下相知至深，博得部属的誓死相报。对甘宁这个黄祖的旧将的态度，最终甘宁为其马革裹尸。“酬君重知己，报友化仇雠。”
当时孙权经营下，东吴帝国空前繁盛，特别是当时东吴的生产水平技术和科学文化达到了相当先进的地步，如万名兵士打到夷州（今台湾）。
当然，孙权个人性格尚有不足之处，如有时面临大事非常犹豫，遇到强敌有时怯阵，赤壁大战中都有所表现。同时性格中还残留一些儿童的稚气。
“得人才者得天下”。魏、蜀、吴三国能够在汉末群雄蜂起的背景下最终形成鼎立之势，原因都是主要领导人有着比较先进的人才观。如曹操“唯才是举”、“知人善任”，所以人才最多、势力最强；而刘备“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特点是求贤若渴、以诚待士、尊重人才。而孙权的人才观更显进步，“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依靠群体智慧，重视人才使用与培养，形成整体智力优势，避免“人亡政息”，使事业可以长期延续下去。
清代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就此进行了比较，“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乃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
五、关羽形象
关羽是“这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优点与长处令人赞叹不已，缺点与不足让人遗憾唏嘘。
关羽对国家忧虑讲求“忠”，对朋友情意讲求“义”，对奸贼讲求“勇”，这些构成了他品格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他的由人到神，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理解。
虽然起初关羽是个“推车大汉”，但他不断努力完善自己，认真研读《春秋》，日富儒者风范。关羽因此既能驰骋疆场，又申明大义，文武兼备、智勇双全。关羽常常呈现一种极富理想色彩的奇特形象。如他与纪灵三十回合大战不分胜负，纪灵叫停要休息，“关公便拨马回阵，立于阵前候立。”这一骄傲自负而神态自若的形象被毛宗岗赞叹为“儒雅之极”。单刀会描写“船渐渐近岸，见云长青巾绿袍，坐于船上；旁边周仓捧着大刀，八九个关西大汉，各跨腰刀一口。”分明是闯龙潭虎穴，而关羽则如此儒雅之极，英武之极。这些栩栩如生的描写，将关羽赋予了儒士风采，从而升华到内在高尚修养而外足以济世的圣人形象。
圣人固然有独特的神情形貌，更重要的是人格修养，尤其是德行，如对待长幼尊卑之礼的遵循与维护。如他降曹操的三个“约定”，曹操已经答应还不行，还要进城告诉二嫂。彻夜站立于嫂嫂的门外守护。关羽的寻兄之义，思汉之忠得到了表现。而且不为财物爵赐所诱惑，实现了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操守，使人格品德展现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尤其是华容道放走曹操，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道德良知，难怪李贽读到这里赞道：“云长是圣人，是佛。”
关羽得到人们的钦佩主要由两个方面：第一，为人情义深重；第二，作战勇冠三军。但作为领导人的严重不足也很明显，“矜于士而体恤卒。”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傲”，既骄傲轻敌，又极其自傲。
我们可以将其一生分为两个阶段：孔明入川之前，他在刘备和孔明的领导下是一个优秀的战将；后一个时期镇守荆州，刚而自矜，忽视人际关系的性格，加上识人用人一系列失误等因素，他未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人。
如写人：罗贯中擅长白描手法，即以简洁的语言把人物神态举止写得鲜明生动。人物外貌能够抓住其主要特征，三言两语，人物神情毕肖，活脱如见。写张飞“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颌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二十字将一个“莽张飞”威猛形象立了起来。人物语言行动紧扣特定环境，写出其性格特色。如104回写诸葛亮临终巡营：“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遏此其极！’”融入了多少复杂的情思。“长叹”又将其为国尽忠的高度责任感和壮志未酬的悲愤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如叙事：善于抓住事件的关键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简约明快的语言，将事件写得灵动多变，极富吸引力。第5回“温酒斩华雄”，虚实结合，正反映衬，一杯酒从小见大，情节跳荡激越，将关羽的自尊、自信、神勇写得光彩照人，而袁绍的囿于礼俗，袁术的轻狂骄横，曹操的慧眼识人等等尽在其中。
（忽探子来报：“华雄引铁骑下关，用长竿挑着孙太守赤帻，来寨前大骂搦战。”绍曰：“谁敢去战？”袁术背后转出骁将俞涉曰：“小将愿往。”绍喜，便著俞涉出马。即时报来：“俞涉与华雄战不三合，被华雄斩了。”众大惊。太守韩馥曰：“吾有上将潘凤，可斩华雄。”绍急令出战。潘凤手提大斧上马。去不多时，飞马来报：“潘凤又被华雄斩了。”众皆失色。绍曰：“可惜吾上将颜良、文丑未至！得一人在此，何惧华雄！”言未毕，阶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将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众视之，见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如巨钟，立于帐前。绍问何人。公孙瓒曰：“此刘玄德之弟关羽也。”绍问现居何职。瓒曰：“跟随刘玄德充马弓手。”帐上袁术大喝曰：“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责之未迟。”袁绍曰：“使一弓手出战，必被华雄所笑。”操曰：“此人仪表不俗，华雄安知他是弓手？”关公曰：“如不胜，请斩某头。”操教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后人有诗赞之曰：“威镇乾坤第一功，辕门画鼓响冬冬。云长停盏施英勇，酒尚温时斩华雄。”）
《三国演义》的语言以半文半白的浅近文言为主，但有些人物的语言也带有较多的白话成分和市井色彩。如第16回张飞战吕布的小沛一战中，张飞口头语言的通俗与吕布语言的文言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照。
（两阵圆处，玄德出马曰：“兄长何故领兵到此？”布指骂曰：“我辕门射戟，救你大难，你何故夺我马匹？”玄德曰：“备因缺马，令人四下收买，安敢夺兄马匹。”布曰：你便使张飞夺了我好马一百五十匹，尚自抵赖！”张飞挺枪出马曰：“是我夺了你好马！你今待怎么？”布骂曰：“环眼贼！你累次渺视我！”飞曰：“我夺你马你便恼，你夺我哥哥的徐州便不说了！”布挺戟出马来战张飞，飞亦挺枪来迎。两个酣战一百余合，未见胜负。玄德恐有疏失，急鸣金收军入城。）
《三国演义》艺术
鲁迅先生评价《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时曾云:“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又云:“描写过实。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此二语经常被引用，影响甚广，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应当说，鲁迅先生是以产生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严格的现实主义标准来衡量问世于元明之际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未免与小说的创作实际不太吻合。十四世纪的杰出通俗小说作家罗贯中与二十世纪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家鲁迅，在小说观念、创作方法上有着相当大的不同。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中，鲁迅先生最欣赏的是创作方法比较接近近代现实主义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
而罗贯中作为古代长篇小说的最早开拓者，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首先要继承通俗文艺的传统，并在继承中变革、创新。因此，他在人物塑造中既坚持现实主义精神，又表现出鲜明的褒贬倾向，赋予人物以某种程度的传奇色彩，既是必然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综观全书，作品对诸葛亮形象的塑造是非常成功的。特别要强调的是:第一，作品中的诸葛亮形象，集中体现了《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既实现了“与其历史原型本质上的一致”，又进行了充分的理想化，“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而且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小说“尚奇”的艺术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智慧和谋略的竭力渲染便是可以理解的了。第二，《三国演义》对诸葛亮智谋的夸张和渲染，可谓有其由来。早在西晋末年，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为诸葛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李兴撰文，其中便写道:“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推子八阵，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齐甃，又何秘要!”这里已经为诸葛亮的才干和谋略抹上了神秘的色彩。而且，裴松之还引用多条材料对诸葛亮的谋略加以渲染。及至唐代，诸葛亮已被称为“智将”。宋代苏轼作《诸葛武侯画像赞》，更是对诸葛亮的谋略大加颂扬:“密如神鬼，疾若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前后应会，左右指挥;移五行之性，变四时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这里的“人也？神也？仙也”的赞叹，更加突出了诸葛亮的“神奇”。沿着这一思路，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又进一步写道:“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司马仲达曾道:‘来不可□，□不可守，困不可围，未知是人也，神也，仙也？’”这就完全把诸葛亮神化了。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时，对《三国志平话》中的诸葛亮形象作了大幅度的改造，删除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之类的神异描写，使诸葛亮形象复归于“人”本位———当然，是一个本领非凡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杰出人物。书中对诸葛亮智谋的描写，大都有迹可循，奇而不违情理。第三，应该承认，《三国演义》在表现诸葛亮的智谋时，确有少数败笔。一是作品的后半部分，个别情节违背情理，勉强捏合，夸张过甚。如第101回《出陇上诸葛装神》中写魏军“但见阴风习习，冷雾漫漫”，却无法赶上诸葛亮，并借司马懿之口称诸葛亮“能驱六丁六甲之神”，会“缩地”之法，便明显带有神异色彩。二是罗贯中出于对诸葛亮的热爱，有时对其失误之处也苦心回护，导致个别情节不合情理。如第105回“遗计斩魏延”，本来想表现诸葛亮料事如神，早有先见之明，却无法完全掩盖诸葛亮对待魏延的不当之处，结果欲益反损，反而使读者感到难以信服。这种情节虽然不多，却有可能让人产生“近妖”的感觉。第四，应该注意将《三国演义》与其衍生作品加以区别。几百年来，在《三国演义》广泛传播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对其进行改编与创作，从而产生出大量的、各种门类的衍生作品。这些衍生作品，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演义》的传播渠道，扩大了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有所强化，有所发展，有所变异。例如:《三国演义》写诸葛亮的装束，初见刘备时是“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第38回);赤壁大战后南征四郡，也是“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执羽扇”（第52回);首次北伐，与王朗对阵，则是“纶巾羽扇，素衣皂绦”(第93回)。这些描写，来源于东晋裴启所撰《语林》对诸葛亮衣着风度的记载:“乘素舆，著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军，众军皆随其进止。”“鹤氅”亦为魏晋士大夫常用服饰，《世说新语》等书屡见不鲜。而在明清以来的某些“三国戏”和曲艺作品中，诸葛亮动辄穿上八卦衣，自称“贫道”，言谈举止的道教色彩越来越重，其计谋的神秘意味也有所强化。如果有人从这类作品中得到诸葛亮形象“近妖”的印象，那是不能记在《三国演义》的账上的。总之，尽管《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描写存在少数不当之处，但只能算是白璧微瑕。从总体上来看，诸葛亮形象仍然是全书塑造得最为成功，最受人们喜爱的不朽艺术典型。
同样，对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庞统、典韦、许褚、甘宁、周泰、华佗、管辂等诸多人物形象，在把握其性格基调的同时，对其不同凡响的武功、智谋、技艺，也都应该以传奇眼光视之。
第三，以浪漫情调观情节。
《三国演义》第27回的“过五关斩六将”情节，描写关羽保着甘、糜二夫人，不辞艰辛，千里寻兄，故事基本出于虚构(历史上刘备此时正在许都南面的汝南郡，袭扰曹操后方，关羽自然应该由许都南下以归故主，距离不过三百里左右)，这在小说艺术上是允许的;但故事中的地理方位却相当混乱。按照情理，关羽既然要到河北投奔刘备，那么他离开许都之后，就应该向北，直趋延津(今河南延津西北)或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渡过黄河，即可进入冀州境内。然而，罗贯中却让他首先通过东岭关(虚构的地名)，接着突然折向西北，跋涉一千多里，走到洛阳，白白绕了一个大弯;然后折回东方，经过汜水关(即《三国演义》第5回写到的虎牢关)、荥阳，最后再到达滑州（应为白马)，从那里过河。这样的路线，犹如一个大“之”字，让人物来回折腾，行程将近三千里。这些地理错误，固然与罗贯中历史地理知识不足有关，但主要还是受制于作品的雏形。由于元代《三国志平话》卷中有《关公千里独行》一节，元杂剧也有《关云长千里独行》，故事早已深入人心，罗贯中为了照顾读者的兴趣，把故事写得热闹一点，只好让关羽去兜一个大圈子，顾不得地理的明显错误了。对这样的情节，如果不以浪漫情调观之，却拿着现代地图去批评罗贯中“写错了”，未免是脱离中国小说发展历程和民族特色的皮相之见。
在有关诸葛亮形象的一系列情节上，这一特点更加突出。《三国演义》抓住历史人物诸葛亮“智慧”“忠贞”这两大品格，并加以理想化，把他塑造为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无穷智慧的化身;特别是把诸葛亮善于把握天下大势、善于总揽全局、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的政治智慧加以强化和补充，突出他的军事智慧，把他写成天下无敌的谋略大师。作品写诸葛亮火烧博望、火烧新野、草船借箭、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空城计等事，尽管颇多虚构，但要么早有历史传闻或《三国志平话》的相关情节作基础，要么是对史实的移植与虚构;即使纯属虚构，也编排有度，大致符合情理。这样的智谋，虽有传奇色彩，却并非神怪故事;虽非常人可及，却符合人们对传奇英雄的期待，这与全书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是一致的。如果离开“浪漫情调”这个特点，简单地以历史事实来对照，以日常生活逻辑来衡量，批评和贬低小说的艺术成就，必然会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如“草船借箭”。历史上并无诸葛亮用计“借箭”的史实。与这个故事略有瓜葛的记载见于《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魏略》，说建安十八年(213)孙权与曹操相持于濡须，孙权乘大船去观察曹军营寨，曹操下令乱箭射之;船的一面受了许多箭，偏重将覆，孙权沉着应付，命令将船掉头，让另一面受箭，等“箭均船平，乃还”。这只是被动的“受箭”，而不是主动的“借箭”。在元代的《三国志平话》中，周瑜挂帅出兵后，与曹操在江上打话，曹军放箭，周瑜让船接满箭支而回。这也只是随机应变的“接箭”，同样不是有计划的“借箭”。由此可见“草船借箭”完全是《三国演义》的一段杰出创造。作者对事件的主角、时间、地点、原因、过程都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把它纳入诸葛亮、周瑜、曹操三方“斗智”的范畴，从而写出了这一脍炙人口的篇章。如果有人以《三国志》为据，替孙权鸣不平，指责罗贯中让诸葛亮抢了孙权的功劳;或者以《三国志平话》为据，替周瑜争功，只能说是背离小说逻辑的怪论，把一个波澜起伏的精彩情节弄得索然无味。
还有“空城计”。历史上曾经流传有关诸葛亮使用“空城计”的传说。《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就曾引用《蜀记》所载郭冲之言:“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按:即司马懿)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侯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宣帝后知，深以为恨。”故事很有传奇色彩，但裴松之本人并不相信，他在驳难中指出:当诸葛亮屯兵汉中时，司马懿尚为荆州都督，镇守宛城(今河南南阳)，根本不曾到汉中一带，直到曹真死后，他才与诸葛亮抗衡于关中。由此可见郭冲所言并非史实。然而，罗贯中却看中了这个传说，把它纳入诸葛亮首次北伐的情节系列中，经过精心加工，创造出了一个撼人心魄的生动情节。“空城计”是《演义》中诸葛亮与司马懿之间第一次面对面的斗智斗谋，它为这两大军事家后来反复进行的变幻无常的较量定下了基调，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人按照日常生活逻辑，提出:司马懿既然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为何不屯兵小小的西县城外，把诸葛亮紧紧包围起来;或者干脆冲进城去，看他诸葛亮怎么办?如果真是这样，让司马懿俘虏诸葛亮，小说还能写下去吗?那样岂不会引起读者的公愤?显然，这又是背离小说逻辑，只顾一厢情愿的遐想。
《三国演义》名段赏析
一、“青梅煮酒论英雄”（21回）
二、“三顾茅庐”（37、38回）
三、“赤壁之战”（42～50回）
四、“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95、96回）
五、“温酒斩华雄”（5回）
*“青梅煮酒论英雄”评析（21回）
“青梅煮酒论英雄”是《三国演义》中第21回中的一部分，它同温酒斩华雄、草船借箭等章节一样，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这段故事写曹操与刘备二人的一次酒会，从结构上可以按照进程分为序曲、高潮和尾声三部分。总体来看，故事发展有升有降，起伏莫测；人物情态忽惊忽喜，变化无常。全篇充满了强烈的戏剧性，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曹操与刘备这二人的这次酒会，是他们从“表面友好”到“公开对立”的分水岭，也是《三国演义》主要矛盾冲突正式展开的起点，在全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罗贯中的这段描写，充分显示了其惊人的艺术才能。在此之前，作者已经对曹操、刘备二人不同的处境和性格，以及相互间的关系作了必要的交待：如曹操身在朝廷，大权独揽，笑傲群雄，踌躇满志。刘备心怀壮志而势力单薄，在吕布手下打了败仗后不得已投奔曹操，犹如笼中鸟、网中鱼。而曹操深知刘备是英雄，对其相投持着敬重友好和限制提防双重态度。敬重友好意在笼络人心，使天下英雄向归；限制提防是怕刘备势力扩张，酿成后患。同时，刘备对曹操，是既恨其“奸”，又畏其“雄”。恨其奸，暗地里就参加了反曹集团；畏其雄，则表面谦恭，力行韬晦，等待时机。曹刘之间关系非常微妙。作者笔下的这些描写既为故事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也为序曲情节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成熟的条件。
“序曲”——紧承上述情节，着力突出此时曹操与刘备思想性格的主要特征，从而构成了精彩动人的矛盾冲突。故事开始描述，一天关羽、张飞不在，刘备独自在后园浇菜，突然曹操派许褚和张辽带数十人来请他。此处的“请”，既有曹操友好敬重的一面，也有其性格中雄、霸的成分。相比较而言，刘备心更虚一些，因为他参加了反曹集团，时刻担心东窗事发，对曹操的“请”充满了疑心。作者开篇设置误会，把正面人物刘备推到非常被动的地位，而且制造出紧张的气氛。接着，迅疾地推进误会的发展，让曹操见面后并没有寒暄问候的客套，直接劈头盖脸来了一句：“在家做得好大事！”此言一出，把刘备“唬得面色如土”。曹操的行为明显违反请客的常规，而且语言爽快又俏皮，含蓄又犀利，如此反常的言行，一方面揭示了曹操奸雄的性格特点，另一方面表现了刘备的艰危处境和惊慌神色。这种艺术构思可谓深含匠心，不仅以鲜明的对比使曹、刘性格更加突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用经济的笔墨组织起情节发展的巨大波澜，为作品增添了无穷的妙趣。随后，罗贯中开始转换笔法，让曹操深情地回忆起征伐张绣的往事，进而说明宴请刘备的原因，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使情节发展由升而降，避免了平铺和呆板，也使得读者在高度紧张之后享受到了稍事轻松的快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为表现人物情态，刻画人物性格提供了合适的机会。原先处在处境艰危的刘备得到了暂时的解脱，心理情态出现了由惊转喜的显著变化。而曹操回忆往事的情节，突出地展示了他睥睨群雄、矜才自负的性格特点。这样的描写不仅为“序曲”本身增添了光彩，而且适应了后来高潮的需要，使之成为一种积蓄待发的潜在力量。
“高潮”——序曲以后，作者极尽移步换形之能事，层层递进，精心组织了情节发展的高潮。此时曹操从请刘备赴宴发展到赞扬刘备是英雄，又引起了刘备对曹操更大的疑惧。而高潮中的矛盾冲突，也正是围绕曹、刘间的误会展开。而这次误会与序曲的误会有所关联，但更富有新的特点，具有更深的含意。酝酿过程长而消除时间短。罗贯中的安排，目的在于进一步展示人物性格、开辟更广阔的天地。
罗贯中刻画人物性格的手法是灵活多样的。在高潮中，作者的根本意图就是着力刻画曹操和刘备二人的性格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先开始放笔写天气由晴到阴的变化，“酒至半酣，忽阴云漠漠，骤雨将至”。这一看似无关紧要的“闲笔”，实则深含匠心，耐人寻味。其居于高潮的起点，一是承上启下，二是用天气阴晴的无常变化来烘托误会所产生的可感气氛，暗示人物情态的惊喜不定，写景配合写人，自然和谐默契。刘备在菜园浇地时有一种“天干地旱”的情景，衬托出刘备“笼中鸟思上青霄，网中鱼盼入大海”的焦急心情。而此时的气候环境很好地衬托了刘备面对曹操“论英雄”而内心捉摸不定的惊疑惶恐情态。“论英雄”之后，作者又写“天雨将至，雷声大作”，不过此时刘备即将摆脱被动处境，由惊慌转为从容，作者用“雨飞雷鸣”来衬托心情，艺术效果良好。尾声首句，作者以“天雨方住”，用“雨过天晴”的爽朗心情衬托刘备巧为掩饰以解除困窘的愉悦心情。在短短的一段故事中四次触及天气描写，应该说是非常成功地反映了刘备心理情态的微妙变化，含蓄蕴藉，极有魅力。
而罗贯中对于曹操的塑造，采用的主要是先扬后抑的手法。从整部《三国演义》来看，曹操无疑是受批判、受否定的“奸雄”。在本篇故事里，作者却用了大半的篇幅来描写曹操性格中“雄”的一面，表现其“雄”的言行和气质。序曲中的曹操诙谐潇洒、自视甚高已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潮部分作者忽而天上人间，忽而异地眼前，变化多端，不仅拓开了“文路”，而且将曹操性格中“雄”的一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示。“谈龙变”说明曹操见识广博，巧于思辨；品评当世风云人物，说明曹操眼力过人，气魄宏大；给英雄下定义以及仅认可自己与刘备为英雄，更说明其识人之深，绝非等闲之辈。但是，当曹操“说破英雄”后，作者却安排了其被刘备蒙骗的情节内容，笔锋由“扬”转“抑”。这种安排深含匠心，让人看到：尽管曹操与袁术、袁绍、刘璋、刘表、张绣、张鲁等比较起来，天地悬远，称为英雄当之无愧；但同刘备比较则稍逊一筹。不过，这种“抑”是极有分寸的。虽然写了曹操最终的“一失”，被刘备瞒了过去，但其“失”与其“雄”相较，只是大智之小愚，强雄之弱为。况且又是失之于英雄刘备更是不足道也。因此，曹操给人的感觉还是“了不起”。罗贯中这样的描写有一石数鸟之功效，首先反映了历史上的曹操的本质真实，完全符合“历史真实”的要求；其次丰富了曹操形象的性格内涵，增强了这个典型的真实性；曹操若非“强雄”则无疑成不了“大奸”，彼此映照，凸显了曹操作为全书主要反面人物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罗贯中在其他章节写其“奸”，在本篇写其“雄”，相辅相成，统一于曹操一身，塑造了一个令人喜、令人畏、令人恨的不朽典型。更精妙处在于，作者运用“水涨船高”的描写方式，以强衬强，使之更强，有利突出了刘备的形象。
刘备作为《三国演义》中体现作者正面理想的主要人物之一，在本篇中也是作者歌颂的主角。作者采用对比、衬托、直接描写和间接描写等多种艺术手法。其中令人称绝的是通过描写“误会”来展示刘备心理情态的微妙变化。序曲中已经制造出一场误会，反映了刘备从“惊”到“喜”、惊喜相伴的心理情态；在高潮中，作者又以生花妙笔描写出新的误会，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刘备的心理情态变化。曹操“谈龙变”已经在刘备的心理笼罩了阴影，而接下来曹操一番“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历四方，必知当世英雄。请试指言之”，偏偏触及到刘备最怕提到的所谓英雄的话题，触到了刘备敏感的神经。于是刘备又出现了由“喜”到“惊”、有“轻松”到“紧张”的变化。不过，此时没有达到惊慌失措的地步，没有达到紧急繁乱的程度。他的“谦逊推辞，不肯答问”已经说明了他惊慌而力求镇静，紧张而自我控制。但曹操再三追问下，刘备不得不虚与周旋，历数袁术、袁绍、刘璋、刘表等人物，称其为英雄，引出曹操的不已为然，阐释英雄应该“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进而指出“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此语在曹操来说发自肺腑，而恰恰道破刘备的心病，刘备对于曹操的误会达到了顶点，他那惊慌、紧张的情态发展到了顶峰，以致露出“闻言失箸”的狼狈来。罗贯中此时放手来描写刘备的狼狈，说明他塑造典型的现实主义手法达到了惊人的高度。因为这种描写完全符合刘备“趋身虎穴”的处境，是其心理发展的必然。因此不仅没有伤害刘备的形象，反而增添了现实生活的血肉。同时将正面人物置于绝境，造成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更能吸引读者的关注，能够产生“夺人心志”的强烈艺术效果。所以罗贯中把刘备的惊慌、紧张情态推到顶峰后，突转来写刘备的镇静与从容，让他以所谓“闻雷失箸”来掩饰“闻言失箸”的真相，避免了曹操的怀疑。这种富有理想化色彩的情节描写，以极大的“爆发力”完成了刘备心理情态的彻底转变，凸显了他随机应变的才能，显示出“枭雄”的本色。
曹操与刘备是《三国演义》两大对立集团的代表，是从正反两方面体现作者思想倾向的主要人物。罗贯中在写他们公开对立之前，精心安排了这一场酒会，先写其“合”，让他们在所谓“友好”的气氛下表演斗心斗智的好戏，非常成功地展示了各自不同的心理情态、性格特征，相映生辉。同时作者设计了曹、刘对答，来品评包括自己在内的天下风云人物，这就巧妙地总结了“青梅煮酒论英雄”之前的主要内容，为后面的故事情节发展作了有力的铺垫，特别为曹刘公开对立、全书主要矛盾的正式展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作者以描写人物性格的矛盾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又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丰富发展了人物性格，使写人写事紧密结合，和谐统一。
尾声——即“关张闯宴”。所描写的主要内容是关羽、张飞和曹操之间的误会。此时关张的出现照应了前文。《三国演义》第1回就突出描写了刘关张之间的亲密关系，本篇故事结束之时让关张出现，既突出了他们之间深沉真挚的感情，歌颂他们“义重如山”的品质，又避免了情节安排上的漏洞。曹操看到关张“提剑而入”又“按剑而立”，听到关羽回答“听知丞相和兄饮酒，特来舞剑，以助一笑。”关羽之言非常从容，柔中寓刚，其智、勇、义得到很好的显示。而曹操一席“此非鸿门会，安用项庄、项伯乎？”既配合起那“一笑”，很好地反映了曹操的性格特征，又显得比关羽在言行与胆识上要高出一筹。而刘备在宴罢归来的路上，刘备再次谈起“闻雷失箸”情景，不仅引起读者对高潮情节的回忆，而且说明刘备善于韬晦待时，不致受到曹操的谋害，自然而又巧妙地表现了作品“拥刘反曹”的总的思想倾向。
*“三顾茅庐”评析（37、38回）
诚如郑振铎先生所言：“《三国演义》实际上就是一部《诸葛孔明》传。”意思就是小说集中突出了诸葛亮的形象。从全书的情况来看，他的活动占了全书篇幅的二分之一。
37、38回中的“三顾茅庐”是诸葛亮出场的文字。这一片段中，字字句句都渗透了作者的心血，寄托着作者的理想。
之前的全部情节，都是在写诸葛亮出山前政治形势的变幻，是对诸葛亮出场的较远的铺垫；而“元直走马荐诸葛”和“司马徽再荐名士”这两段，则是直接的铺垫。紧接在“三顾茅庐”之后的“博望坡军师初用兵”则记录了诸葛亮初出茅庐的第一功，也是一段照应的文字。由此看来，“三顾茅庐”在这部小说中所占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
“三顾茅庐”故事分为两部分：“刘玄德三顾草庐”和“定三分隆中决策”。
刘备作为一个圣明的封建君主，其“三顾草庐”侧重体现其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至诚精神。刘备在马跳檀溪之后遇到了司马徽，从他口中听说“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就已经存有访贤求士之心。经徐庶、司马徽一再的举荐，刘备得知了诸葛亮的真实姓名与隐居住址后，决心亲往隆中求谒诸葛亮，引出千古佳话——“三顾茅庐”。
刘备第一次去没有遇上，却遇到了崔州平，聆听了一番宏论：天下正值由治入乱，“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虽被泼了一大盆冷水，但刘备并不为人言所惑，必欲觅得贤才，以求安邦定国之策。二次前去，正值隆冬，刘备顶风冒雪，只见到石广元、孟公威两位隐士以及诸葛亮的弟弟和岳父，还是未能见上诸葛孔明。于是在第二年春上，刘备选择吉期，斋戒三日，熏沐更衣，第三次走访卧龙岗，愿望得遂。通过三顾茅庐，作品突出表现了刘备谦恭大度、礼贤下士的君王风度。这一描写，反映罗贯中的愿望，希望统治者重视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充分发挥其才智，带有强烈的理想色彩。
“定三分隆中决策”则表现了诸葛亮对于当时政治形势的深刻了解和对未来发展的正确预见。他根据客观情况，提出争取荆、益之地，利用魏、吴矛盾，造成鼎足之势，然后再徐图中原，进而实现统一的方针。这些决定了诸葛亮出山之后的政治格局。
诸葛亮在刘备的感召之下，终于答应出山辅佐刘备共图霸业。“三顾茅庐”中的诸葛亮，是作者所仰慕和歌颂的知识分子形象，他熔铸着作者的理想和抱负。整个作品洋溢着浓厚的感情色彩。
其实，在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关于刘备请诸葛亮出山的记载仅仅五字“凡三往乃见”而已。元刊本《三国志平话》里开始出现“三谒诸葛亮”的情节，不过文字粗糙、情节简单，而且诸葛亮形象塑造也有很多欠缺，如孔明不仅被描绘成“面如傅粉，唇似涂朱”的白面书生，而且还被写成一个“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搬豆成兵，挥剑成河”的神仙。而在罗贯中的笔下，诸葛亮出山的文字不仅增加了五倍，更重要的是在作品中倾注了作者对明君贤相的理想追求，更以饱满的热情塑造较为完美的艺术形象，使其成为脍炙人口的精彩篇章。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是一个“身长八尺，面如冠玉”的伟岸男子，虽然也是“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但还是回到人的地位。诸葛亮躬耕于野，不求闻达，后来因感于刘备三顾茅庐之恩，不容不出。这样的情节发展，既写出了刘备求贤若渴的心情，又写出诸葛亮为人的思想品质。而“隆中决策”是对诸葛亮第一次的正面描写，通过他对时局的精辟分析与准确判断，突出描写了诸葛亮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的盖世才能与惊人的智慧，从而为他出山以后的活动作了充分的准备。
除了诸葛亮、刘备以外，“三顾茅庐”还刻画了一些文人形象，其中包括诸葛亮的密友、弟弟和岳父。这些人无疑是作者所肯定和赞美的，但又无法与诸葛亮比肩。从比较中可以看出，诸葛亮不仅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经天纬地的才能和超人的智慧，而且还积极用世，关心时势。虽避乱隆中，不求闻达于诸侯，但对形势了如指掌，并且具有一套安定天下、匡世济民的方针与韬略，表现了诸葛亮的求实精神和强烈的事业心。诸葛亮在历史上是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在小说中是光辉照人的艺术典型，成为融合并渗透着人民理想与希望的智慧的化身。
“三顾茅庐”不仅在全书的情节发展中是具有关键意义的篇章，而且在艺术上也是不可多得的精彩文字。
此段艺术上突出的特色在于：首先，情节曲折，跌宕多姿，结构精巧，境遇奇幻。
刘备三次拜谒诸葛亮的故事，情节描写极易重复，流于平淡，但罗贯中写来却能挥洒自如，生动活泼，饶有情趣。
初访卧龙岗，刘备一路所见其自然环境：高冈流水、疏林茅庐、苍松翠柏、四时野花、清景异常、情趣幽雅。来到草庐，童子出应，诉其不在，刘备只好返回。途中“忽见一人容貌轩昂，丰姿俊爽，头戴逍遥巾，身穿皂罗袍，杖藜从山僻小路而来”，以为必是卧龙先生，及至问过才知原来不是。
再访时是在刘备打听到诸葛亮已经回家后。冒着严寒风雪，一路上只见“山如玉簇，林似银妆”。接近茅庐，有二人对饮交替作歌，词意非凡，歌罢抚掌大笑。刘备判断必有一人是孔明，但还都不是。及至到了卧龙岗草庐，叩门问童子“先生何在？”，答曰：“在堂上读书”，结果却是诸葛均矣。刘备大失所望，准备回程，童子却又招手篱外，“老先生来也。”刘备视之见一人骑驴踏雪而来，马上滚鞍下马，向前施礼，那人慌忙下驴答礼。却又非卧龙，而是其岳父黄承彦，又一个曲折与误会。刘备悒悒不已，只好冒着漫天大雪，怅惘而归。这一而再，再而三的误会、误认，而且又有着无穷的变化，使得故事曲折生动，跌宕起伏。不仅引起了读者的兴趣，而且还随着刘备情绪的时而喜悦，时而失望，来突出表现他思慕贤才，渴望见到诸葛亮的急切心情。
三顾之时，作者的笔调完全改变。刘备终于见到了诸葛亮，的并不平铺直叙。孔明此时恰好在家，然正在草堂酣睡未醒。刘备于是毕恭毕敬侍立阶下。忽见孔明翻身，似要起床，却又面朝里睡着。刘备又立了一个时辰，孔明起身，得知刘皇叔已在此等候多时，遂转入后堂更衣，又半晌方出来相见。变幻无穷的布局，以及人物言行、情节安排、细节描写……都十分贴切，合乎情理，既有利于表现人物性格，又收到引人入胜的效果。
“三顾茅庐”另一个艺术特点在于，作者善于运用铺垫、渲染与烘托等多种手法来刻画人物，表现主题。
如对诸葛亮出场的渲染铺垫，在小说中有许多伏线。如之前徐庶介绍诸葛亮时说：“以某比之，譬犹驽马并麒麟，寒鸦配鸾凤耳。”“此人，每尝自比管仲、乐毅，以吾观之，管、乐殆不及此人。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盖天下一人也。”这种反复的铺垫，将主人公诸葛亮的形象在读者心中已经立起来了。故事开始，又让司马徽强调诸葛亮的与众不同的才能与抱负，“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也。”于是刘备听后感叹“真隐居贤士也！”不仅发自刘备肺腑，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对诸葛亮的歌颂溢美之言。另外，作者还刻意描写了诸葛亮的朋友、岳丈、弟弟等各色人物以作烘托。这些人本身都是一些超脱世俗，极高雅又有才学的人物，连其童子都是那样的朴实可爱，不同于凡人。如刘备第一次自报家门：“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时，童子的回答是：“我记不得许多名字”。此言是一种极大的嘲讽，在三国时期大家追逐名利的背景下尤其鲜见，同时也进一步衬托了孔明的高洁品德。再者，小说中屡屡写张飞十分急躁，是用来反衬刘备礼贤下士的虔诚态度。
《三国演义》描写三国时期各统治集团之间政治与军事的激烈斗争，到处是战争与杀戮，可谓乱世。惟有“三顾茅庐”中营造了宁静而幽雅的气氛，卧龙岗成了一个世外桃源的仙境。这些山水景物的描写，环境气氛的渲染，都十分得体地烘托了诸葛亮的精神与品德。而对于他“或驾小舟于江湖之上，或寻朋友于村落之间，或乐琴棋于洞府之内，往来莫测，不知去所”，则介绍了诸葛亮多方面的才能与爱好，他在交游、考察中才能够了解和判断天下大事，分析形势发展，才有三分天下的战略思想。
作者描绘的卧龙岗风情，无论是山畔荷锄耕于田间的农夫及其所唱的山歌，或是贴有“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草堂；无论是拥炉抱膝长吟的诸葛均及其所吟诵之诗，或是骑驴踏雪而来的黄承彦及其咏唱的“梁父吟”，都表现出一种淡雅静谧的意境，起到了渲染并烘托诸葛亮的作用。
“三顾茅庐”既是《三国演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隽永绝妙、自为独立的短篇故事。
*“赤壁之战”评析（42～50回）
罗贯中擅长写战争。《三国演义》中大大小小四十多次战争都各具特色，互不雷同，令人难忘。其主要的手法是准确把握人同战争的关系，始终把描写人物当作描写战争的着眼点。所追求的艺术效果，不在于用敌我双方大交兵的热闹场面给读者暂时的刺激与满足，而是通过人与人、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矛盾冲突的描写，来充分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凭借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聪明才智，来打动读者的心灵，给人以深刻的启示，“赤壁之战”就是这样的精彩篇章。
“赤壁之战”是曹操、刘备、孙权三个政治集团之间的一场大战，由曹操兴师南侵而起，以曹操的失败而告终。
整个故事情节，可以按照战争的进程分为“起因”、“爆发”和“尾声”三个部分。因为罗贯中以诸葛亮“赴江东”、“居江东”和“离江东”的一系列活动为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以诸葛亮的言行为褒贬人物、评价是非的标准，所以三个部分有详有略，各尽其妙，前后连贯，形神一体。既是一幅波澜壮阔、有声有色的战争描写，也是一曲孙刘联合抗曹的胜利凯歌。
起因——作者对赤壁之战的起因描写非常简略。第42回后半部分写到曹操统一了北方，亲率精锐之旅，立誓扫平江南。他大败刘备占领荆州、当阳后立即修书邀孙权“会猎”江夏。这样写出了三对矛盾：刘备集团与曹操集团、曹操集团与孙权集团、孙权集团与刘备集团。其中刘备集团与曹操集团之间的矛盾是最主要的，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这危难时刻，刘备找来新任军师诸葛亮共同商量抗曹的办法。而诸葛孔明审时度势，明确提出了“联合孙权、抗击曹操”的大政方针，并且提出了要亲自出使江东，说服孙权集团共同抗曹。此时恰巧孙权的谋士鲁肃来打探曹操的虚实，于是两人共同前赴江东。这就是赤壁之战的起因。
这段故事虽然情节简略，但收到了“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不仅为故事情节的发展造成了新的悬念，而且成功地渲染了大战前夕的紧张气氛，使人清晰地感受到一场激烈的大战已经势不可免。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把诸葛亮所在的刘备集团置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十分巧妙地使诸葛亮成为引人注目的关键人物。这种深含艺术匠心的艺术安排，便把所有的描写都落到了“写人”的实处。既展示了诸葛亮的远见卓识和为战胜强敌而不顾个人安危的可贵精神，又为他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充分显示多方面才华铺开了广阔的天地。
中心——小说的第43～49回是“赤壁之战”的中心情节。紧承战争起因的描写，生动真实地反映了大战爆发的曲折过程。本段又可以分成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从诸葛亮赴江东到孙权集团下定抗曹决心。突出描写了诸葛亮在建立抗曹联盟中的地位和作用。诸葛亮是为建立抗曹联盟而来，而实现这一目的却又遇到了重重障碍和阻力。首先，曹操对待孙权集团是又威胁又拉拢，这样的两面姿态使孙权集团内部出现了“文官主降，武将主战”的矛盾，而孙权本人又是首鼠两端，举棋不定。其次，刘备集团与孙权集团本来就存在着冲突与矛盾，向无通交关系，现在以小临危而央求别人，反被孙权集团中许多人所歧视。面对这样的局面，诸葛亮并没有退缩，对主战的武将彬彬有礼地诚心相待，对主降的文官刚柔相济地陈情说理。通过舌战群儒，既批驳了张昭之流的降曹谬论，又维护了刘备集团的尊严，长了自己的志气。而对于主帅孙权，则采用了多种方法，时而反言相激，时而正面疏导，使其最终下定抗曹的决心；对待周瑜则采用正话反说，寓调侃于规劝之中的妙法，从而使假意称降、存心做大的周瑜不得不吐露了自己决心抗曹的真情话。……诸葛亮因人施策，各个击破，终于促成孙、刘两家共同抵抗曹操的军事同盟，为主要矛盾的解决造成了新的转机。在此过程中，罗贯中以传神之笔穿插描写了他与其兄诸葛瑾相见的情节。由于战乱，兄弟之间久别重逢。而两次接触恰到好处。多者少者都不合宜。最重要的还是兄弟之间对话的内容上。诸葛瑾偶然碰到诸葛亮，开口就埋怨道：“贤弟既到江东，如何不来见我？”合情合理，顺乎成理。而诸葛亮的解释是：“弟既事刘豫州，理宜先公后私。公事未毕，不敢及私。望兄见谅。”言简意赅，公私分明，句句生辉。既符合此时此地诸葛亮的身份，又很深刻感人。二次相见，因为周瑜敬畏诸葛亮之才，派诸葛瑾前去劝说弟弟归顺江东。诸葛瑾既事东吴，总想有报效的机会，这次“劝”也是合乎情、顺乎理。可没想到诸葛瑾本想以“私情”打动孔明，诸葛亮却以“大义”折服其兄。这“一怨”与“一劝”虽是主要情节里的小插曲，却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它写出了一般性——人与人之间关系，也写出了特殊性，既写出了浓厚的“人情味”和战争的紧张气氛，又在鲜明的对比中突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诸葛亮与诸葛瑾相比较，自然是诸葛亮更令人敬佩和敬重。
随着抗曹联盟的建立，“赤壁之战”的中心情节进入第二层次。作者于其中应该做到两点：其一，让诸葛亮回刘备集团调兵遣将，和孙权集团一起向曹操集团发起反攻；其二，尽快组织大决战的场面，制造更大的高潮。可罗贯中却不仅没有让诸葛亮马上离开江东，而且采用拖延的手法，推迟大决战的爆发。这种别出心裁的艺术安排，就为进一步展示人物性格，把战争写深写透写真留下了更大的回旋空间。
战争中的情况复杂多变，而罗贯中描写人物的手法也是灵活多样的。从赤壁之战故事开始到抗曹联盟建立，作者一直是从正面来描写诸葛亮的。这个层次里主要矛盾已经由于诸葛亮的努力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孙刘联盟已经成为曹操集团的对立面，而且在正面战场向曹操集团交战的不是刘备集团而是孙权集团。所以作者开始转而采取正面写周瑜，侧面写孔明的手法，使这两个主要人物交替出现于战争舞台的中心，共同主宰战争的进程，一起来解决主要矛盾。
周瑜由于罗贯中的描写已经成为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作者塑造这个典型的惊人技巧，是突出描写了周瑜对刘备集团既联合、又斗争的两面态度。联合主要体现在打击曹操上。曹操的大兵压境对孙权集团形成了严重的威胁，所以周瑜调兵遣将，施谋用计，把军事斗争的主要矛头一直对着曹操。斗争则主要反映在其对诸葛亮和刘备的多次谋害上。刘备集团虽然处于困境，但因为诸葛亮这位奇才的存在，给孙吴集团带来后顾之忧。因此，周瑜要抓紧玩弄计谋，企图在打击曹操的同时顺手除掉诸葛亮。作者抓住周瑜的两面态度，就抓住了周瑜这个人物的主要特征。由此生发开来，写出了他的才能杰出以及见识短浅的独特之处，使之成为一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典型。作者从描写周瑜的两面态度中有效地反映了两组矛盾：孙刘联盟同曹操集团之间的主要矛盾，刘备与孙权集团之间的次要矛盾。这两组矛盾互相交错，紧密联系，使故事情节波澜迭起，妙趣横生。成功地表达了褒与贬，爱与恨的两种感情。这两种感情集中于周瑜身上，使得这个形象既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又成为诸葛亮形象的重要陪衬，鲜明地体现了作品的基本思想倾向。
虽然是侧面来描写诸葛亮，然而其形象却更为丰富饱满，光彩照人。作者表现出来的人物塑造的艺术奥妙在于紧扣次要矛盾，为诸葛亮安排了一个刀丛剑林般的险恶环境。赤壁之战之前，作者已经通过烘托、渲染、对比以及正面描写、侧面描写等多种手法把诸葛亮塑造成为一个深受读者喜爱的人物形象。故事开始之后，独身一人出使江东，并且舌战群儒、智激孙权周瑜，已经显示出惊人的政治和外交才能。可是却引起了周瑜的嫉恨，而且经常蓄意谋害于他。诸葛亮处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不仅有利于显示诸葛亮的各种才能和性格特征，而且自然而然地引发人们对诸葛亮的关心与同情。同时作者还运用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突出了诸葛亮的“人谋”，夸张表现其“神机妙算”。如周瑜派诸葛亮去聚铁山劫曹操军粮的情节，完全是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作者采用这样的描写，不仅揭示了矛盾，而且把诸葛亮、鲁肃、周瑜等人也写活了。诸葛亮的惊人智慧、开阔胸襟，以及顾全大局的高尚品质，得到了很好的展示。“草船借箭”和“借东风”两个情节，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为显示生活中血肉丰满的诸葛亮形象增加了理想化的成分，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辉。另外由于作者运用这种手法，让战争中的人物同“风”、“雾”、“水”、“火”等自然界的景物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使得书面上的战争具有了空间感和立体感，大大增加了战争描写的艺术效果。
在赤壁之战故事中，除了诸葛亮、周瑜这两个主要人物之外，罗贯中还以生花妙笔塑造了鲁肃、孙权、黄盖、阚泽、徐庶、庞统、赵云、曹操、蒋干等众多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个性鲜明，栩栩如生。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冲突错综复杂，组织了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生动真实地反映了大战爆发的复杂过程。这些人物也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作品的思想内容。0610
尾声——诸葛亮借来东风之后立即来到江边，在赵云的接应下顺利离开江东。这样，诸葛亮既为周瑜做好了大决战的准备，为解决主要矛盾发挥出极其重要作用。同时也巧妙地避开了周瑜的谋害，很好地解决了抗曹联盟内部的次要矛盾。于是作者又以“一水双流”的手法，一面写周瑜在正面战场上对曹操展开大决战，另一方面写诸葛亮积极准备在侧面战场上对曹操发起阻击战。当曹操在正面战场失利逃跑，接着诸葛亮布置的阻击战就开始了。至此，赤壁之战进入尾声，即第50回的“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尾声描写的内容是刘备集团对曹操残余势力展开的阻击，罗贯中在描写时遇到了理想与历史真实的矛盾。为了表现理想，当然可以轻易地除掉曹操。但为了不违反历史真实，解决这个矛盾，作者就让诸葛亮算出曹操命不该绝，因此派出曾经受到曹操恩惠且注重义气的关羽前去把守重要的关隘华容道，最后由关羽放掉曹操。这样看来，罗贯中既突出了诸葛亮的“智”和关羽的“义”，又没有违背历史真实，是一个一箭双雕、两全其美的处理。然而，现在看来，不能不算是由于作者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而导致的艺术描写上的缺憾。
但瑕不掩瑜。总的看来尾声的描写还是成功的，作者要表达的正面理想是歌颂刘备集团的英雄，特别是要突出诸葛亮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军事才能。因为在此之前的诸葛亮“赴江东”、“居江东”的一系列描写已经展示了他的远见卓识和政治外交才能，以及他对刘备的赤胆忠心。但时机尚未到，诸葛亮卓越的军事才能还未得到发挥和显示，尾声中作者让他亲自指挥这场侧面战争，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本意是要歌颂诸葛亮，但具体描写时重点着墨去描写反面人物曹操。这种“反常”的手法收到了事半功倍、一石数鸟的效果。曹操在正面战场上败得很惨，八十万大军灰飞湮灭，自己也险些丧命。可曹操并非草芥，虽然狼狈逃窜，但在作者的笔下不仅没有垂头丧气，反而在逃到乌林、葫芦口和华容道三处时连续三次“仰面大笑”。这三次大笑，既有鼓舞曹操败军士气的内在心理作用，也有嘲笑诸葛亮无智、周瑜无谋的外在意义。作者抓住曹操的“三笑”来渲染，充分表现了曹操胸怀韬略、足智多谋、败而不馁的“奸雄”性格。等到曹操逃回南都，转危为安时，反而写其“哭”：哭郭嘉死的太早，没有听他的劝，不然何至于有如此今天的惨境？这一哭，写出了曹操在惨败之后的真感情。前面三笑如重峦迭起，趣味盎然，最终一哭，如登高鸟瞰，群峦尽收。三笑一哭，一笔一转，一转一境，把曹操的性格特征刻画得惟妙惟肖，同时也间接突出了诸葛亮形象。曹操三次嘲笑诸葛亮无智，恰恰三次中了诸葛亮的计，一笑引出赵子龙，二笑引出张翼德，三笑更是引来关云长，每一笑都以一惊一败收场。曹操纵然足智多谋，到底不是孔明对手。作者在尾声中突出描写主要反面人物，并且通过其惨败来衬托正面人物的胜利，使自己的爱憎感情在最后来一次总爆发，给作品增加了感奋人心的巨大力量。这样的描写，成功地调动了读者的思想情感，让人们随着作者的喜怒哀乐产生共鸣。
值得注意的是，在尾声中，充分描写曹操集团的土崩瓦解和刘备集团的转危为安，又把主要矛盾重新拉回刘备同曹操两个集团上来，使文章首尾照应，前后连贯。如果说，正面战场上的大决战是赤壁之战的故事高潮，那么侧面战场上的阻击战则是作家精心组织的令人回味不尽的余波。
*“失、空、斩”评析（95～96回）
街亭之战在《三国演义》中是描写得十分成功的一次著名战役。诸葛亮在完成既定的南征，后方无虑的情况下，于建兴五年春三月，出师伐魏，率军三十余万，出屯汉中。及至兵出祁山，所向披靡，连克三郡，关中震惊。魏主曹睿先后派遣的抗蜀统帅都不是孔明的敌手。在魏延再无人可以抗衡的情况下，起用了已经削职回家的司马懿。而此时，原来蜀国的降将、现新城太守孟达，迫于形势，与孔明暗通声息，拟以新城、上庸、金城三处的军马起事，并与孔明约定：自己起兵从后方直接袭击洛阳，孔明从前线攻取长安，两路互为呼应，构成“大定两京”指日可待的形势。而司马懿上任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以“一日行二日路”的急行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依据镇压了孟达。孔明闻讯，“大惊曰：‘孟达做事不密，死固当然。今司马懿出关，必取街亭，断吾咽喉之路。’”果然不出孔明之所料，司马懿认定“街亭是汉中咽喉”，引军二十万，以张郃为先锋，兵进街亭。战幕由此拉开。战斗开始，由于马谡违令妄为，街亭很快失守，造成严重后果，致使“一生唯谨慎”的诸葛亮不得已在西城弄险，设“空城计”退敌，奔回汉中。
但值得注意的是，考诸史传，并不见有司马懿和诸葛亮在街亭直接交兵的记载。且陈寿《三国志》有关纪、传相对详备：在街亭击败蜀兵的是右将军张郃。街亭一战发生于魏明帝太和二年，即公元二二八年。司马懿与诸葛亮正式遭遇是在三年之后，即太和五年，这些都是有史可稽的。小说把太和二年春正月司马懿破新城、斩孟达的史实加以艺术化，并把它和攻取街亭的战斗连接起来，把本来没有参与街亭战役的司马懿搬上街亭之战的指挥台，而把实际上夺取街亭的主将张郃只作为一个先锋——实际上就是司马懿的一个工具。这一切都是从作家的艺术需要出发的。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张郃不过是一介勇夫，自然不可与孔明相提并论，更不应成为孔明的战胜者。只有让“深明韬略、素有大志”、史家成为“司马宣王”的司马懿出来与孔明较量，勉强可以显得身份相当、棋逢对手，才不降低孔明的身价。再者，张郃杀到西城，岂有不冲进城中活捉诸葛亮的行为？若然，诸葛亮的戏还如何演下去？可见作者的一番艺术处理是颇具匠心的。
两军对垒，如果势力力量对比悬殊，自然无法形成激烈紧张的局面。只有势均力敌，旗鼓相当，才会形成斗争的尖锐性、紧张性和激烈性。常言所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就是在创作中所用的相互映衬的艺术手法。在描写街亭之战两位高级指挥官敌对的军事行动中，作者成功地运用了这一传统的艺术手法，把他俩放在针锋相对的斗争中，使他们各显其才，各逞其能，从智的较量中不断突破性格特征，一步步增浓其尖锐紧张的氛围，自然地推动情节的不断发展。在西城相遇之前，两人已经斗了数回合——围绕孟达展开的斗争是在数百里之外进行的；而街亭交兵，尽管激烈还是有马谡在其间的，两人并未碰面。而西城相遇才是两位主帅面对面的斗争！这成为“失、空、斩”系列故事中的高潮所在。而在这一回合中，只要诸葛亮能够得以生还，便是司马懿的大失败。如果说在前面几个回合尚未决定出高低的话，经过“空城计”一役，在这座空城面前。读者对于诸葛亮与司马懿智慧的高下就昭然若揭，毫无悬念。司马懿自己也不得不感叹：“孔明真乃神人，吾不如也！”这也正是作者苦心经营的所在。
街亭顿失，战局陡然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蜀军丧失了优势，陷入被动。诸葛亮紧急部署全线有组织地退却，随即自引五千军兵至西城搬运粮草。司马懿唯恐中计，不敢进取阳平关，决计从中途截取蜀军粮草辎重，下令“径取斜谷，由西城而进！”就这样与诸葛亮突然不期而遇。而诸葛亮“西城弄险、琴退仲达”的最惊险、最紧张的一幕出现了。
作品这样描写：
孔明分拨已定，先引五千兵退去西城县搬运粮草。忽然十余次飞马报到，说：“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望西城蜂拥而来！”时孔明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兵，已分一半先运粮草去了，只剩二千五百军在城中。众官听得这个消息，尽皆失色。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尘土冲天，魏兵分两路望西城县杀来。孔明传令，教“将旌旗尽皆隐匿；诸军各守城铺，如有妄行出入，及高言大语者，斩之！大开四门，每一门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如魏兵到时，不可擅动，吾自有计。”孔明乃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
却说司马懿前军哨到城下，见了如此模样，皆不敢进，急报与司马懿。懿笑而不信，遂止住三军，自飞马远远望之。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宝剑；右有一童子，手执麈尾。城门内外，有二十余百姓，低头洒扫，傍若无人，懿看毕大疑，便到中军，教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望北山路而退。次子司马昭曰：“莫非诸葛亮无军，故作此态？父亲何故便退兵？”懿曰：“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汝辈岂知？宜速退。”于是两路兵尽皆退去。
这一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情节，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尽在情理之中。奇特的夸张中含蕴着合理的内涵，充分表现出作家洞察生活的思想修养及其卓越的艺术才能。
作者写司马、孔明斗智，往往突出其预见性：一方的军事意图或部署，常常为另一方所料到。而这次一反其常，两巨头西城相遇，双方都无预测，毫无准备，纯属邂逅。当司马兵临西城，听到军哨的“急报”时，竟“笑而不信”。这种突遇境界的精心布置便成为“空城计”得以成立的基本环境。平生谨慎的诸葛亮若事前略有估计决不会来此冒险；而深通韬略的司马懿若事前探测，也决不会放着空城不进。这一意外事件的突然来临，对表现诸葛亮镇定机灵、应付危机的过人才智自然是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诸葛亮的弄险完全是形势所迫，不是万不得已，他决不出此险策。他向众官员说明了原因：“吾非行险，盖因不得已而用之。”“吾兵只有二千五百，若弃城而走，必不能远遁，得不为司马懿所擒乎？”这是在打不过，守不住，跑不掉的危急形势下，“审时度势”采取的灵活性措施，即所谓“运用之妙”，决不是妄动。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有一段精彩的表述：“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字，我们叫作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诸葛亮有效地陷敌于判断的错误和行动的错误，进而转变了敌我的优劣形势。
“空城计”的合理性，是建立在两个指挥官的性格基础上的。通过这一情节，又强化了两人的性格。谨慎与多谋，是诸葛亮行事、用兵的两大特点，也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因为其生平谨慎早已为司马懿所深知，才造成司马懿一位他“必不行险”的错误判断；因为他的平生多谋也早为司马懿所深惧，这才造成司马懿认为他“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的错误判断。错误的判断导致了错误的行动，司马懿因此丧失了已经取得的优势，这就构成了“空城计”成立的客观条件。
对于此，作者在作品中做了精心的艺术设置。首先在“谨慎”上大做文章。人言“诸葛一生唯谨慎”，其本人也以“谨慎”而自豪，自称“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在此次战争中，作者也先是反复渲染其尚谨慎的军事思想，批判违背这一思想“做事不密”的孟达和轻举妄动的马谡。如果马谡按照诸葛亮的军事部署谨慎行事，街亭不致丢失。再如，魏延献策愿率五千精兵循秦岭以东，取小路出子午谷，径袭长安，这也不失为良策，但诸葛亮却认为是冒险，以“非万全之计”而弃用。诸葛亮非常信任王平的原因就是“吾素知汝平生谨慎，故特以此重任相托”。作品还特地描写了诸葛亮平生谨慎的性格特征在敌方引起的反响：司马懿率命抗击诸葛亮之初，出关下寨，首次召见先锋张郃，便说：“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若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矣。他非无谋，但怕有失，不肯弄险。”这表明诸葛亮的这一认识早在司马懿脑子里固定了下来。这样在西城险境中司马懿再现“亮平生谨慎，不肯弄险”的判断便顺理成章，毫不突兀。接着，作者加上一笔，写诸葛亮知己知彼：“此人料吾平生谨慎，必不弄险；今见此模样，疑有伏兵，所以退去。”进一步增强了情节的真实性。
诸葛亮平生谨慎使得司马懿形成了第一个错误的判断——“必不弄险”；司马懿同时出现的第二个错误判断——“必有埋伏”，则由于诸葛亮平生多谋所致。诸葛亮的“诡计多端”造成其敌人的心理疑惧，魏军中出现“恐诸葛病”。司马懿与诸葛亮相斗时时提心吊胆，神经紧张，唯恐中计，却又不免中计。这些事例既刻画了司马懿的多疑诡谲，又反衬出诸葛亮的大智多谋对敌人形成的威慑力量。
一件事刻画两个人物的性格。谨慎是双方共有的特点，诸葛以司马谨慎而判定他不进空城，司马懿以诸葛谨慎判定他不设空城。这两个人的个性中又有不同的共性：诸葛谨慎中含有果敢、机智；司马谨慎中见到多疑、乖谲。两人都以为“知己知彼”，但诸葛做到了“真知”，司马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谨慎对诸葛来说是必然性，弄险是偶然性。司马不懂辨证，只知普遍，不知特殊，以“必然”替代了“偶然”，于是陷入了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这一情节美化了诸葛亮，却并未丑化司马懿。魏叔子《日录》中有云：“料事者，先料人，能料愚者，不能料智；能料智者，并不能料愚。余尝览《三国演义》，孔明于空城中焚香扫地，司马懿遇之而退；若遇近日山贼，直入城门，捉将孔明去矣。”很有道理。
五、“温酒斩华雄”评析（第五回）
《三国演义》第五回 发矫诏诸镇应曹公 破关兵三英战吕布
忽探子来报：“华雄引铁骑下关，用长竿挑着孙太守赤帻，来寨前大骂搦战。”绍曰：“谁敢去战？”袁术背后转出骁将俞涉曰：“小将愿往。”绍喜，便着俞涉出马。即时报 来：“俞涉与华雄战不三合，被华雄斩了。”众大惊。太守韩馥曰：“吾有上将潘凤，可斩华雄。”绍急令出战。潘凤手提大斧上马。去不多时，飞马来报：“潘凤又被华雄斩了。”众皆失色。绍曰：“可惜吾上将颜良、文丑未至！得一人在此，何惧华雄！”言未毕，阶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将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众视之，见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如宏钟，立于帐前。绍问何人。公孙瓒曰：“此刘玄德之弟关羽也。”绍问现居何职。瓒曰：“跟随刘玄德充马弓手。”帐上袁术大喝曰：“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责之未迟。”袁绍曰：“使一弓手出战，必被华雄所笑。”操曰：“此人仪表不俗，华雄安知他是弓手？”关公曰：“如不胜，请斩某头。”操教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后人有诗赞之曰：威镇乾坤第一功，辕门画鼓响咚咚。云长停盏施英勇，酒尚温时斩华雄。
曹操大喜。只见玄德背后转出张飞，高声大叫：“俺哥哥斩了华雄，不就这里杀入关去活拿董卓，更待何时！”袁术大怒，喝曰：“俺大臣尚自谦让，量一县令手下小卒，安敢在此耀武扬威!都与赶出帐去！”曹操曰：“得功者赏，何计贵贱乎？”袁术曰：“既然公等只重一县令，我当告退。”操曰：“岂可因一言而误大事耶？”命公孙瓒且带玄德、关、张回寨。众官皆散。曹操暗使人赍牛酒，抚慰三人。
一、 “温酒斩华雄”的战争意义与历史背景
1、战争意义：“斩华雄”这场战斗，无论是对关羽还是对这次战争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就关羽而言，这是他一生英雄的战斗历史的开端，在这以前他只不过是一个区区县令手下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的马弓手；从这以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斩将立功，声名大振。
就这次战争的意义而言，他为这支讨董联军赢得了第一个胜利，鼓舞了联军的士气，大大打击了董卓的气焰，为联军进入汜水关、大破虎牢关打开了胜利之门。
2、战争背景：十七路诸侯响应了曹操的号召，公推袁绍为盟主，以长沙太守孙坚为先锋，组成“多国部队”联合讨伐董卓。兵到了汜水关，首次与敌人交锋，就遇上了劲敌董卓的部将华雄。华雄这个人勇猛善战，十分厉害，第一阵交锋就刀劈了“多国部队”的部将鲍忠，接着又把“多国部队”的先锋孙坚赶得投无路，连头上的帽子都作了敌人的战利品；幸好部将祖茂以死相救，才掩护孙坚得以逃脱，不然的话连孙坚的性命也难以保住。
双方交战到天明，华雄引兵上关；兵临城下，形势十分危急。先锋孙坚“伤感不已”，盟主袁绍这时也束手无策，只好召集大家开会，商议退敌之策。众诸侯也毫无办法，一个个闭口不语。就在这种窘迫的形势下，探子来报华雄引铁骑又来寨前大骂搦战，袁术骁将俞涉、韩馥上将潘风出去迎战，接连都被华雄斩首。正在众人大惊失色的时候，关羽毛遂自荐，在一杯酒还没有凉下来的一刹那功夫，已提了华雄的头掷于地上，为“多国部队”解了围。
二、艺术特色
本来，这是一个战斗英雄斩将立功的战斗场面，一般的写法总是要大写特写战场的情景；然而在这里，作者却不直接去写战场，而是着意来写会场；把战场放在会场后面来写。会场的空气和人们的情绪又完全受着战场的支配，就象是一幕剧，场景始终不换，戏一直在中军账里开展，战斗放在后场进行。可是，战场上的杀声、鼓声、喊声却一直震荡着会场上人们的耳鼓和心弦。例如，鼓声、杀声、折兵斩将，这些战场情景全是耳闻，这是虚写；议论、争吵、派兵遗将，这些会场情景才是眼见，这是实写。又如，全场的中心人物关羽往来于战场、会场之间；他的冲锋陷阵的战斗声势和神威，是耳闻，这是虚写；“鸾铃响处，马到中军”的刹那之间，可以说既是耳闻又是眼见；“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的英雄气概，才是眼见，这是实写。而会场上的人们，时而“大惊”，时而“失色”，时而“失惊”，时而又“大喜”，时而又“大怒”或“大叫”。这些在会场表现出来的人们的激荡不安的各种情态，又无一不和战场上的动静紧紧相关。这样就把战场和会场紧紧连在一起了。同时，由于既有会场，又有战场；既写耳闻，又写目睹；既有实际情景的描绘，又有情势气氛的烘托；即所谓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结合，就对英雄人物的塑造，起到了一种传神壮威的作用。虚实结合的写作手法的具体运用就体现于此。
虚实结合使作品达到了异常精炼的程度，而且体现出了不同于其他战争描写的独特的艺术风格。第一、这种实写会场，虚写战场的艺术手法，有利于在有限的篇幅里取得更大的容量，扩大了表现的内容，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既不至于陷于孤立地去表现一个人或一件事，同时又可以通过一个人或一个件事巧妙地揭示诸侯联军内部的复杂性，使中心人物的形象在复杂的矛盾关系突现出来。“斩华雄”本是一个战事，在这个有限的篇幅里，既要写战争场面，又要表现各派势力的复杂矛盾冲突，体现战争的政治性和作品的思想性，还要突现中心人物形象，作者运用实写会场，虚写战场的方法，就可以收到作者预想的艺术效果。第二、从会场的角度去写战场，有利于节省墨笔，又便于取舍，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战场描写。
按照一般的写法，描写战争总是直接地、正面地去描写战场上将士们如何与敌搏斗、厮杀﹑战鼓催、战马叫﹑大战几百回合、你追我逃、人仰马翻、火光一片、杀声震天……等等，仿佛身临其境或亲眼所见。这样的战场描写，在《三国演义》中并不少见。如“赤壁之战”的战争场面描写就属此类。然而，“斩华雄”则不是这样。“温酒斩华雄”同样是描写战争，但不一味去写。如华雄与俞涉、华雄与潘风﹑关羽与华雄的交战等等，应该说这些都是恶战，交战的场面无一不是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然而作者在这里把这些具体交战的过程一概省去了，为的是抓住传神之处，突出精彩的侧面，收取以虚写实、以实补虚的效果。那天摧地塌、岳撼山崩的宏伟战争场面和气氛，始终强烈地鼓荡着读者的耳膜，依然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中心人物关羽敏捷、威猛的英雄形象依然表现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虚实结合的写作手法，已被作者运用到了非常娴熟的地步。第三、这种虚实相结合的手法，有利于创造一个富有特征的情势和氛围，从而烘托中心人物的英雄气概和精神威力。人物的性格特征，就该融合在人物的一切行为当中。一个战斗英雄，在他是战斗行为里自然会带有自己的性格特点。《三国演义》的作者就十分善于从他的人物的战斗行为中把握他的英雄性格。关羽的战斗行为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他不以玩刀弄杖﹑拳打脚踢或者酣战几百回合的血气之勇来显示自己的威猛，而是以凛冽的精神气魄和逼人的威慑力量见长，所以常常以神速战术显示他的英风豪气，以致使得外来的强敌不可逼近他，就予以制服。谁要是与他交战，总是手起刀落，人头落地，行动异常迅速。神速，此乃关羽战斗行到动的一大特色。
在“斩华雄”这个情节里，作者为了突现关羽“神速”的战斗风格，运用了虚实相结合的手法，创造了一个富有特征的情势和氛围，从而使中心人物关羽的形象得到了很好的烘托，可谓是匠心独具。例如，作者并不直接描写关羽的武艺如何高强，只是着意渲染华雄如何勇不可挡，众诸侯如何惊恐失色，这都是为了造势。关羽在一杯酒尚有余温的顷刻间，已提了华雄的头，掷于中军帐前。虽然没有直接写关羽之勇，但却通过华雄的骁勇、诸侯的惊恐创设了一个富有特征的情势和氛围，把关羽的威武形象衬托得更加鲜明生动。这里有虚写，有实写，实写会场，虚写战场；实写战斗结果，虚写战斗过程。由此可见，要烘托中心人物的特征，就必须为此创造一个富有特征的情势氛围；要创造这样一个情势和氛围，虚实结合是理想的写作手法；这也是作者巧妙的构思安排。
三、需要关注的地方：
（一）历史上华雄是孙坚打败的，与关羽无关，请阅陈寿《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孙坚复相收兵，合战于阳人，大破卓军，枭其都督华雄等。
（二）小说《三国演义》中关羽斩华雄一段很是精彩，可惜不是历史事实——
绍曰：“可惜吾上将颜良、文丑未至！得一人在此，何惧华雄！”言未毕，阶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将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众视之，见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如巨钟，立于帐前。绍问何人。公孙瓒曰：“此刘玄德之弟关羽也。”绍问现居何职。瓒曰：“跟随刘玄德充马弓手。”帐上袁术大喝曰：“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责之未迟。”袁绍曰：“使一弓手出战，必被华雄所笑。”操曰：“此人仪表不俗，华雄安知他是弓手？”关公曰：“如不胜，请斩某头。”操教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后人有诗赞之曰：“威镇乾坤第一功，辕门画鼓响冬冬。云长停盏施英勇，酒尚温时斩华雄。”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对华雄这个角色有较多的发挥，描写华雄为董卓的猛将，自荐抵抗山东地区反对董卓的诸侯联军于汜水关前，他先后斩杀济北相鲍信之弟鲍忠、孙坚部将祖茂、以及袁绍部将俞涉和韩馥手下潘凤等人，最后关东联军派出关羽与之一对一决斗而被杀。《斩华雄》也成为京剧中的一出著名的剧目。关公斩了华雄，于是名扬天下。 |